返程高峰挤掉了离家的落寞。 个工作日，又换上了简餐快食的“北京”模式。那些家中衣食无忧的暖和劲儿随着年味和一地的炮仗红散在了新一年的期待列表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状态都是差不多的，有一个泛着金色的梦想，也有一个茫然无助的心结。而所有的不舍和告别，都是在提醒自己一往无前，别回头。
我们想象中的年味存放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以食为天，团圆的热闹镌刻在一大家子置办年货的丰盛里——菜品早早的备下，除夕切好，正月里嘴唇上都摸着亮晶晶的油，面皮去了菜色，再胖上几斤，一年都津津乐道。而后祭拜先人，守岁除夕，祠堂里烛光摇曳，宁静威严。这是礼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度权力鞭长莫及，以礼化生。晚辈懂得孝悌，长辈也敬祖先，以此薪火相传。
年味这件事，与其说是年关将近突如其来傻傻的幸福，不如说是朝圣者般的人们跋山涉水守护家族的追寻仪式。你越爱他们，爱这些越剩越少的老规矩老理，爱精明唠叨的大姨二姨，弟弟新带回来的女朋友，越老越坏的二奶奶，坐在灰败老屋子里没了牙齿的太爷爷，你的鼻子嗅到年味也就越浓烈。
我所理解的年味是对团圆的期待，用哪怕一整个腊月的时间去构思、筹办、营造起来的热乎气。
而这种期待，偶尔也会在唱完了《春节自救指南》之后，只剩戏谑。
对春节的期待伴着我度过了一整个童年，并且延续到了今天，让“年”成了不可玷污的回忆。
新年与童年交错给我的印象是很厚重的雪，北方的旧房子没几年就斑驳不堪，下了雪摇身一变却像被素净地拥抱了，爸爸买的整包炮仗的红纸包包在雪地里质地分明。年二十八二十九早就不用上学，熊孩子流着三尺长的鼻涕，用各种鞭炮炸雪窝子。爸妈都说年是给老人小孩过得，老人盼了一年的“游子归家”，孩子们更不多言的童趣。
老小区家家户户的的阳台上突兀地钉着很多储物架子，开始的三五户人家发现这天空可以拓展的时候，把架子钉得很小巧，存些年货里机灵点的东西，比如装些葱，装些带鱼，冻在外面省了冰箱的空间。过不了一两年，后来居上的，艺高胆大，架子愣是钉出了一间屋子大小。开窗取东西得探出大半个腰身来，手脚不稳东西掉的噼里啪啦。穿着棉裤拖鞋的男人女人楼上楼下的跑，“我家葱掉你家篮子里了”。架子上雪堆分明，掉下来的跟自己的隔着一层冰脆脆。
那是礼品少有漂亮盒子的年代。
有人说家乡是雪窝子是因为山川形胜，我不以为意。那些硬邦邦的道理，远远比不过旧房子上挂着冰楞楞，床上结着的窗花和屋顶上的雪真实可感。那时候老房子还是个不错的小区，像开锁之类的小广告早晚都会被清理。换新“福”字的时候，旧福总也不太陈旧，我会小心翼翼地撕下来折好。八点前一家三口准备好年夜饭，等着看春晚。
冯骥才说“春晚已经成为新民俗了”。比起赵本山的用力过猛，我还是喜欢陈佩斯和朱世茂。可有印象起，陈佩斯已经输了官司不再上春晚了。
初一的早晨赶回老家的路上，路从城镇延到农村开始变得荒凉，“你看这个村，穷吧？半天没个响”妈妈指点江山，“那村就不一样，窜天的礼花一个接着一个”“duang!”末了还有象声词，整个村子像加了高光，金灿灿的。
早饭切香肠、冻和炸熏鱼，盛粥摆盘子，碗筷要多。用香料腌了之后卤出锅，汤汁会在冷盘子里结成冻。以前的老规矩是除夕晚上把正月里的鸡鸭鱼都切出来，新年的头几天便不动刀了，但这在人口多的人家行不通。
一期一会，有些兄弟姐妹过年才会见面，饭前便聊起去年饭桌上喝了哪几种酒，谁灌了谁，营造一种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债务关系，于是宴席吃好喝好不仅仅是因为久别重逢的欣喜，还有了一雪前耻的味道。
初二晚上回姥姥家。姥姥做过小学校长，在讲台上站了42年。小学放了寒假也是年前，下学期的新书发下来包了书皮，我就缠着让姥姥讲。姥姥家的门后总有不同年代的各种挂历，把年月钉在那儿提醒时间。旧的挂在门上用着，新的卷成一卷用报纸包好。挂历上有“福”字的，在年前会被一起换掉，年年如此。姥姥盘腿坐在炕上，把压岁钱垫在枕头下面藏着，等我们兄弟磕头。弟弟不到俩岁那会儿，事还不大懂，但见磕了头有钱拿，就像个肉球一样趴在地上不肯起来。舅妈在一边嘎嘎嘎地笑，对自己儿子有出息非常满意。
有道小菜是用草灰培灰豆腐，拌了葱丝招待客人，舅老爷常做。农村的平房，有炉子和炕的屋暖和，没有的则站不住人，门大半也是锁着的。有次偷偷跑去里屋，舅老爷的办公桌下面压着满满的黑白毕业照。
那时候老师不是一个职业，而是可敬可畏的特定的几个人。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那些毕业照也没再更新过。
从老房子的窗前看出去是一成不变的景色和连续的人生记忆。那扇窗户似乎给了我人生任意的时间起点，从幼儿园、小学、到各个时期。我很喜欢那种感觉，一成不变让我自由地的获得了各种各样戏剧化的感情瞬间。随时会听到妈妈上楼高跟鞋踢踏的蛩音，爸爸拦着围裙在屋里走来走去。听到姥姥打着酣睡惊天动地，忽然醒来又变成了一个安静的胖老太太，坐在床边出神。
过年的煤早早的备在楼下的储藏室里，“你姥姥就是不放心”爸爸说，“年前备买四十颗大白菜合上几捆大葱，还得有煤渣少的煤，冬天才算安稳”。
念军校的第二年年前去天津找张博，在杨柳青一眼看上了一张寿星的木版年画，那时姥姥已经不太能言语。姥姥走那年，春节租出去的房子突然失火，姥姥眼睛里忽闪忽闪的。
过年炉子烧的特别旺，不会为了省煤封了炉子，炕上腾腾地冒着热烟。窗户用一张红色印花的毯子遮了，屋里暖了好几度。某个冬天爸妈想把电视搬到卧室来。又想着我上学的缘故，过完年开学了马上搬回了客厅。“你要好好学习”我妈说，我曾一度以为无所事事的爸爸专挑写作业的时候跟我讨论家国大义，“只读书一条路可走”只是在开玩笑。“考不上大学就给你削个扁担，烟台港的装卸工俩人搬一个你一人挑两个”。说这话的时候台灯有些刺眼，尽管换了几次灯泡。他擎着手捂住灯泡，指缝间橙光琐碎。
常咂摸过年的这种兴奋从何而来：爸妈忙碌地准备着饭菜，电视上重播着的春晚，身上新换的衣服都在提醒着我们归宿的存在和对一切危机的承接与安放。
亲朋满面的笑容、兄弟姐妹没有波折地长大，告诉我距离再远时光变迁，山南水北时光匆匆终会团聚。而此后可能需要走遍全世界去找寻、确信、筑牢这种安定的存在。
这就是我印象里刻板的年味。如果年味的本质是儿时送礼拜年或者开门纳宾，小孩子极其无聊听大人寒暄时留下来的特别的热闹和“年”意，我意识到已经失去了他们，伴随着年味也逐渐淡去了。但仍然不喜欢张嘴就来的“越来越没有年味”。
荣格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中 最重要的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我们无法解决他们，只能在成长中超越他们
我觉得不全对。
“年该怎么过”可能属于需要我们揉身而上去靠近解决的那一类问题，或者从回忆中寻找答案的那一类。热闹而俗气，甚好。
以上浩田的年味里，倒有着同是“山东年”的相似。
长大了，新衣服、红包那些孩童时候的玩意儿都失去了吸引力，倒是回家的路上就开始为短短团圆后的离别而落寞，所以进了家门的分分秒秒都格外珍惜。再好的东西也比不上一家人团圆来的有滋有味。
离家的时候，被一篇推送里的话戳中了心。
有三种类型的能力可以决定你的未来， 种是让自己变得牛逼的能力，第二种是有让周围人都愿意来帮助自己的能力，第三种是混不好也无所谓，想得开的能力。
我们离开家乡去外地打拼，忍受别离的痛苦，就是为了活得轻松、顺利，和更有优势。
我们离开家乡去奋斗，就是不想对父母无能为力，让他们有舒服生活的权利。
我们离开家乡，正是为了去接触 的圈子，改变自己，在人群中变得闪亮一些。
“如果你足够幸运，年轻时候在巴黎居住过，那么此后无论你到哪里，巴黎都将一直跟着你。”
北京是 个“巴黎”。
循着年味，勾勒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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